风雨之后见彩虹

——我的考研之路

网址:http://smqbw.cn 编辑:陈志忠 作者:张铭清 来源: 时间:2019-06-21

 

“文革”十年浩劫后的中国,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,各行各业满目疮痍百废待兴,拨乱反正迫在眉睫。千难万险从哪里破题?千头万绪在何处开篇?

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以敢于、善于攻坚克难的魄力和战略家睿智的眼光,抓住了百废待兴的关键——教育。他一针见血地指出:“文革”破坏最大的是教育。1977年10月3日,他在教育部《关于1977年高等教育招生工作的意见》请示报告上批示:“此事较急。”10月21日,在教育部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上,他否定了教育部1978年才恢复高校招生的意见,一锤定音:1977年就恢复高等学校招生,而且不再沿袭“文革”中的推荐上大学的办法,恢复“文革”前实行的统一考试制度。

就在这一年,全国570多万青年走进了高考考场。100多万青年人的命运由此转折。

1978年3月18日,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,邓小平庄严宣告:“‘四人帮’肆意摧残科学事业,迫害知识分子的情景,一去不复返了。”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以诗人的激情欢呼:“科学的春天来到了!”

中国社会科学院是受“四人帮”摧残、破坏极其严重的一个单位。十年来被迫停止科研工作造成的恶果,一是业务荒废,资料遗失;二是研究人员青黄不接,后继乏人。为了尽快改变这种状况,及时培养、充实科研力量,1978年初,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,决定招收研究生。

正是在这个背景下,几个阴错阳差的偶然的机会,我成为“文革”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一届研究生。

 

暴雨“送”消息,挚友“骗”进场

1978年,我在三明化工厂担任宣传干事。4月下旬到三明市委党校学习的路上遇倾盆大雨,只得到我中学同学、患难之交赵大中工作的三明地区农机公司躲雨。

我和大中有相同的经历,在三明一中同窗6年后, 1965年成为“文革”前最后一届入学的大学生。毕业后都在三明工作,我在三明化工厂,他在三明地区农机公司。因为在中学期间都担任过学生干部,一直关系密切,在“文革”后期又因反对“四人帮”成了患难之交。

在三明工作的几年里,我们联系密切,对“四人帮”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,批判“四人帮”造成的恶果和罪行,几乎成了我们每次讨论的主题。1976年5月3日,我收到一封只有一句话的信:“我明天出差,时间可能比较长,请关照我的老母亲。”但那熟悉的字迹,一看就是大中的。本来我们平时联系都用电话,从来没有写过信,而且这封信既没有抬头,也没有落款,非常奇怪。在我满腹狐疑百思不得其解的第二天,传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:在三明列东繁华的路口,出现了反对“四人帮”大字报,点名批判叛徒张春桥的反动谬论,并公开署上自己的名字赵大中。我急忙赶到列东,钻进人群,赫然看到署名赵大中的那张大字报。一切都明白了,他对“四人帮”的满腔怒火终于喷涌而出。

这张大字报轰动福建,乃至全国。两天后,他被“四人帮”以“现行反革命罪”逮捕,被挂上“现行反革命分子赵大中”大牌子,在批斗大会后五花大绑游街示众。

大中父亲去世不久,他是家里的顶梁柱。他在作出铤而走险与“四人帮”一搏的决定时,当然明白此举对他的家庭是天塌下来的灾难。在他入狱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,六旬老母整天以泪洗面,茶饭无心。为了关照他老母亲,我经常冒着风险,到他门口贴着“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赵大中”标语的家里安慰老人,力所能及地帮助她解决困难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,我第一时间去向他母亲报喜,并告诉她,我们三明一中的老师和同学正在为大中平反奔走呼号。并安慰她,大中很快会出来回家团聚的。但是为大中平反却阻力重重,一年多没有结果。

1978年3月,新华社记者来三明采访,我向他们反映了因反对“四人帮”而遭受迫害的赵大中的情况:粉碎“四人帮”一年多了,一个反对“四人帮”的英雄还关在监狱里,没有得到平反。引起了记者的高度重视,表示要向中央反映大中的情况。后来,他们把情况在新华社内部资料《国内动态清样》上刊出。

1978年4月15日,看了这一期《国内动态清样》的邓小平立即作出批示:“如反映属实,地市委有关人员是不干净的,为什么省委不抓住这样典型事件,对地市委加以清查和整顿呢!” [《邓小平年谱》,1975—1997(上)第297页,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]

福建省委接到邓小平的批示后,立即到三明调查落实。4月28日,三明地委召开群众大会,为赵大中平反。平反后,大中回到原单位三明地区农机公司工作,后来担任了共青团三明地委副书记、共青团中央委员、共青团福建省委副书记。2005年在福建省劳动厅副厅长职位上退休。

在大中平反恢复工作后,我们一直沉浸在劫后重生的兴奋中,有说不完的话。就在避雨的这天,我看到了《福建日报》刊登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招生的消息。我指着那条消息对他说,研究生招生恢复了,咱们去试一试怎么样?他却不以为然地说,咱们这些“文革”前入学的大学生,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闹“革命”了,没念几天书,考研?算了吧!他说的也是实情。我们上大学的时候,觉得研究生是高不可攀的,能够考研的大学生可谓凤毛麟角。我们这些被耽误的一代,要考研更是天方夜谭。他这瓢冷水一浇,我也清醒了,考研的一闪念,随之云消雾散。

不料第二天,大中给我打电话说,他后来琢磨了一下,考研对我们这些耽误了大学学业的青年,未尝不是个机会。既然有这个机会,何不抓住试一试呢?再说了,大家都被耽误了,情况都差不多,没准能考上呢。即便考不上,也没有什么损失。不去考,当然就没有机会了。大中言之有理,对我们这些耽误了学业又渴望学习的人,学习的机会极其珍贵,考研的机会更是可遇不可求。报什么专业呢?他说他对经济有兴趣,想报经济专业。他建议我报考新闻专业,因为我的作文一直很好,语文老师常常把我的作文作为范文讲评,还获得过三明作文比赛第一名。

第二天,我到厂里开了证明,到市教育局去报了名。报名后立即告诉了大中。不料他哈哈大笑说:“你真是个实心眼啊,跟你开个玩笑,你还当真啦!报什么名嘛,你不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,能考得上吗?”既然被他“骗”了,我也得“报复”他:“你既然骗我报了名,下考场时不能没有个认识的人。不行,你得陪我下考场!”于是,在我的“胁迫”下,他报了经济专业。

1978年,全国25个省、市、自治区207所高等学校、144个研究机构招收研究生。5月中旬,和我一样渴望读研的6万多学子,走进了全国各地3000多个研究生考场。这些考生有在职干部、应届大学毕业生、在校大中学生、下乡回乡知识青年等,港澳青年也积极报名。因为规定年龄在40岁以下,所以考生的年龄从20岁到40岁,相差几近一代人。这一年招生9000人,全国报考人数与录取比例是7∶1。

 

考卷闹乌龙,作文急就章

报名后,我还照常上班。因父亲落实政策后忙于搬家,几乎没有备考复习的时间。找了几本与新闻相关的书,也是熬夜看完的。5月1日接到了“准考证”和考试日程表:5月15日上午考政治、下午考外语,5月16日上午考新闻业务、下午考作文。每场考试都是3个小时。

除了已经荒废了的英语考试比较吃力外,政治和新闻业务考试,还都自我感觉良好。第二天上午考新闻业务却发生了一个意外情况。我两个半小时完成考卷,检查考卷时,意外地发现了张白纸,翻过来一看,居然是《我热爱党的新闻事业》的作文题。按考试日程下午才考的作文怎么装在上午的试卷袋呢?我赶紧向监考老师报告。他过来一看也急了:“哎呀,这怎么回事?”那时没手机,他赶紧骑上自行车飞奔到城区邮电局,打长途电话到北京询问原因。好在电话很快就接通了。社科院招生办的回答是“信封里有多少就做多少”。

当他满头大汗地从邮电局回来,离规定考试结束的时间只有二十分钟。他还没进考场就在门外嚷嚷“赶快做,赶快做,人家要求信封里有多少就做多少”。我只觉得头脑“嗡”的一声,感觉一片空白,心想,这下完了!原来3个小时的作文时间,我要在二十几分钟完成,简直是不可能的事。

看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,几位监考老师对我深表同情,也许是动了恻隐之心,商量了一下说:“刚才跑去邮局打电话,耽误了十分钟,再给你补十分钟吧。”他们围在我身边,好像比我还着急,都为我捏一把汗……

给我加考的这救命的10分钟,每一秒对我的命运都是决定性的。监考老师看着手表,每分钟向我倒计时提醒。当我听到还有最后一分钟时,我不知道自己写了些什么。随着他一声“时间到”,我被迫站起来,颤抖的手握着笔,在作文最后的一句画个句号。监考人员毫不留情地将卷子收走了。

我神情恍惚,喃喃自语:“我连检查一遍的机会都没有,不知有多少错!”看着我写完作文的监考老师却说:“写得不错,不错。”“写得很好,你会考上的。”我知道他们是在安慰我。当我离开考场的时候,才觉得右手胳膊都麻木了,几天后胳膊都伸不直。在场外等我的大中,不知道我为什么延长了考试时间,我告诉他考卷闹乌龙和我半个小时的急就章,他大摇其头,一连声的“不可思议”。我无奈地说,这就是命啊,该我没有读研的命。我问他考的情况,他不愿多说,只摇摇头说,题很难,没有什么准备。我们这对难兄难弟,经过了考研“一场游”,垂头丧气地回家了。

后来到北京复试得知,其他地方考场自作主张,下午继续考3个小时,也就是说,在上午漏题后——从中午休息2个小时,加上下午3个小时,等于5个小时做一篇作文!我半个小时的急就章和人家5个小时的精雕细刻有什么可比性呢?肯定没任何希望了。

 

复试遭“突袭”,面试见真章

当我万念俱灰,把考研这件事淡忘的时候,7月2日,我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招生领导小组复试通知书:7月21日到北师大复试。意外拿到通知,令我大喜过望。因为能够取得复试资格,证明自己的初试成绩还不算太差,虚荣心得到了很大的满足。大中还没有接到复试通知呢。

后来,在我入学后得知:为了择优录取,在初试评卷时,阅卷人严把质量关,择优确定复试名单。复试名单先由导师指导小组、教研室、研究室反复酝酿、比较后提出预选名单,再经所、系党委逐个审定通过,最后报党委逐个批准通过,才发复试通知。

7月17日,我从三明上车经南平转车,登上福州到北京的火车。买不到坐票,站了两天两夜,于7月19日下午到设在北师大的复试考场报到。参加复试的90个考生,在两间篮球场大的教室里睡通铺,卧具就一张草席,只能和衣而卧。

复试日程没有公布,临时通知。第二天上午,参加复试的考生集中到教室后,老师宣布:“今天不考试,安排参观毛主席纪念堂。”

到了毛主席纪念堂,瞻仰毛主席遗体不过几分钟。回到北师大后,通知考生到教室开会。等大家坐定后,老师在黑板上写了“毛主席纪念堂参观记”9个字,指着黑板说:“现在复试开始,这是今天复试的作文考试题目,要求写4000字以上。时间是两个小时,现在是9点26分,开始计时,11点26分收卷。”

几分钟参观毛主席纪念堂,没有任何准备,这种突然袭击式的考试,考的是临场发挥和知识积累。我调动、挖掘所有的相关毛主席的“库存”,从瞻仰毛主席遗体说开去,追思毛主席的丰功伟绩;从纪念堂的建造阐发,凝聚全国人民对领袖的挚爱……可谓绞尽脑汁,倾其所有。质量如何不好自夸,但4000字以上的数量肯定绰绰有余。

第二天面试。考生从一大叠信封中随机抽出考题,只给5分钟的准备。面对5位考官,先回答刚刚抽到的问题,再回答考官的提问。

这些题目考的是知识面和积累、应对能力和口语表达能力,根本无从准备。除了个别问题由于缺乏相应的知识和准备,回答得不够理想外,我基本上没有出现无言以对的尴尬场面。两天复试完,如释重负,一身轻松,自我感觉良好。尽管对成绩如何心中没有底,但是能取得复试资格是对初试成绩的肯定,已经很满足了。因为压根儿没有被录取的奢望,当然也没有等候录取通知的焦虑。

峰回路转,意外得到幸运女神的眷顾,我被录取了。还是第一次感受到这突如其来的幸福!

10月3日,我又一次登上了到北京的列车。两天以后,步出北京站,一眼就看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新生接待站的大红横幅。半个小时后,来到研究生院新闻研究所和新闻系在金台西路的人民日报大院。在报社9号楼,开始了我3年艰苦而愉快的研究生学业。

寒窗三年整,终生新闻缘。

 

张铭清简介

张铭清,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,硕士研究生。1981年,历任人民日报福建记者站首席记者、站长、高级记者,人民日报记者部副主任。1993年,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、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新闻局长、新闻发言人、主任助理。组织撰写中国政府关于台湾问题两个白皮书《台湾问题与中国的统一、1993年》、《一个中国原则与台湾问题、2000年》,《中国台湾问题》(干部读本)、《台湾历史纲要》等重要文献。2008年,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第二届理事会副会长;兼任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国防大学兼职教授、北京联合大学顾问、兼职教授。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社会平台主任,首席专家。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。

(原载6月16日《福建日报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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